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出版后，冈村宁次看完说：我们必须认真研究

1938年5月，延安窑洞里，毛泽东伏案疾书。抗战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，日军占领大片国土，南京失守后的阴影尚未散去，社会上却同时出现了两种声音：有人认为中国必亡，也有人把局部胜利看成全国速胜的信号。 这两种判断，看似相反，实则都有一个共同问题：没有从中日双方的国力、政治、地理和国际环境出发分析战争。毛泽东要做的，正是把纷乱的情绪，转化为一套可以指导抗战的战略判断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，毛泽东在延安作《论持久战》的演讲。此前，他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材料整理。1936年接受埃德加·斯诺采访时，他便谈到中国抗战不会迅速结束，胜负要在长期斗争中决定。 写作期间，毛泽东连续多日投入工作。身边工作人员回忆，他常常伏在桌前，很少休息，疲倦时用冷水洗脸，或到院中走动片刻，随后又回到案前。窑洞里的油灯、稿纸和墨水，见证了这部著作的形成。 书稿完成后，还要经过反复校对。延安当时物资匮乏，印刷条件有限，纸张和油墨都不容易取得。工作人员设法组织印制，书稿才逐步传播开来。它不是在安稳环境中完成的理论著作，而是在战火逼近、信息混杂的情况下写成的战略分析。 《论持久战》的关键，并非简单预测战争会持续多久，而是解释为什么会持久，以及中国凭什么取得胜利。毛泽东把中日双方的特点放在一起比较：日本军事力量强，中国当时相对弱小，因此不能幻想速决；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，中国进行的是正义抵抗，战争性质并不相同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。日本国土和资源有限，发动大规模侵略后，必须不断补充兵员、装备和物资。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薄弱，却地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且战争具有全民参与的条件。只要抗战力量能够保存并发展，日军就难以凭借初期优势解决中国。 毛泽东因此提出，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。这个判断并不是把时间机械切成三段，而是说明战争力量会随着斗争方式、政治动员和国际形势变化而转移。游击战、运动战和根据地建设，正是弱军逐步积累力量的重要办法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套理论并没有只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部传播。周恩来曾向白崇禧介绍其中的战略观点，白崇禧给予较高评价，并将“积小胜为大胜，以空间换时间”概括为便于军队理解的作战原则。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有人组织官兵学习这部著作，说明它在当时突破了政治阵营的界限。 1938年7月，《论持久战》在《解放》周刊上刊载，随后印成单行本。书中那句“坚持抗战，坚持统一战线，坚持持久战，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”，在当时并非口号式的鼓舞，而是建立在敌我力量分析之上的战略判断。 日本方面也注意到了这部著作。日军情报机关长期搜集中国军政资料，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针尤其关注。相关回忆材料中，冈村宁次看过《论持久战》后曾表示，要认真研究其中提出的问题。这个反应至少说明，日军并未把它当作普通宣传品，而是视为了解中国抗战意志和作战思路的一份材料。 日军后来推行“以华制华”“以战养战”，企图利用占领区资源支撑战争，并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削弱中国的抵抗。但占领城市不等于控制乡村，夺取铁路和据点也不等于掌握整个战场。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，交通线反复遭到破袭，日军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维持治安，侵略战争的成本随之上升。 《论持久战》的价值，也正在这里。它没有回避中国军队装备落后、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现实，更没有把一两次胜利夸大为战争转折，而是把局部战斗放进长期抗战的整体结构中考察。对于当时处在恐慌和急躁之间的中国社会而言，这种冷静分析比单纯的鼓动更有力量。 后来，抗战形势确实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，再到战略反攻的变化。1938年武汉会战后，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未能实现；随着敌后抗战展开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变化，日本逐渐陷入兵力分散、资源紧张和战线过长的困境。那本在延安窑洞中写成的著作，也由此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广泛的战略文献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