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才发现：原来在伊朗人眼里，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

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才发现：原来在伊朗人眼里，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 我到伊朗的第三天，在德黑兰南边的一条旧街上，被一个十六岁的女孩问得说不出话来。 那天上午，我陪客户去一家手工铜器作坊看货。客户临时有事离开，我一个人从巷子里出来，刚走到路口，就听见有人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叫我。 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 我回头，看见一个穿深蓝色长裙的女孩。她手里抱着几本书，头发包在浅色头巾里，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雀斑。 “是。”我点头。 她笑起来，眼睛很亮：“那你们中国人，是不是都很会做东西？” 我一愣：“不一定吧。” 她像没听见我的回答，又问：“是不是都很聪明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？是不是很少有人浪费时间？” 我被她问得有些尴尬，只能说：“我们也有很多普通人，也有人懒，也有人迷茫，也有人什么都做不好。” 她皱了皱眉，似乎第一次听见这样的答案。 “可我妈妈说，中国人是最有耐心的人。”她说，“我老师说，中国人很守信用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” 她的语气不重，却像一根针，轻轻扎在我心里。 我今年四十三岁，离婚两年，在北方一座小城经营一家不大的家居用品店。店里卖杯子、盘子、茶具和一些手工摆件。生意算不上好，但勉强能养活自己。 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。 普通到没有值得别人专门了解的地方。 来伊朗之前，我甚至有些害怕别人问我来自哪里。不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国家，而是因为这些年我过得并不体面。 前夫离开后，女儿跟着他生活。店里最忙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搬货、理账、打包，晚上关门后，常常坐在柜台后面发呆。有人问我过得怎么样，我总会说：“挺好的，忙一点，没时间想太多。” 可实际上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只用旧了的杯子。 还能用，但没人会认真端详。 那天，那个女孩告诉我，她叫米娜，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。她会一点中文，是跟着父亲的朋友学的，还会说几个简单的词。 “你可以带我看看你们的店吗？”她忽然问。 “我没有店。”我说。 “那你做什么？” “卖日用品，什么都卖一点。” “这就是店啊。” 她说得理所当然，仿佛只要是自己认真做的事，就值得被别人看见。 我被她带到附近一家茶馆。茶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叫阿里。他听说我是中国人，立刻端来一壶红茶，又把糖碟推到我面前。 “你们中国人喜欢茶吗？”他问。 “喜欢。” “那你一定懂茶叶。” “我只会喝，不懂怎么做。” 阿里笑了：“那也很好。很多人什么都不懂，却喜欢装作懂。你承认自己不懂，说明你诚实。” 我低头搅着茶杯，没有接话。 这时，米娜忽然问我：“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太爱说自己辛苦？” 我抬起头。 “我妈妈以前在医院工作，”她说，“她每天回来都很累，可是别人问她，她总是说没事。后来我发现，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。网上的视频里，你们总是在工作、学习、赶路，很少有人说自己累。” 我笑了笑：“可能是不想让别人担心。” “还是因为你们觉得，累是一件丢人的事？” 这一次，我彻底沉默了。 阿里在旁边收拾茶杯，听不懂全部，却看出了我的表情。他用波斯语说了一句。 米娜翻译道：“他说，能承认累的人，才知道怎么休息。” 我端起杯子，茶水有些烫，手指被杯壁烫得缩了一下。 那个下午，我第一次认真想起自己。 我想起店里那张用了七年的木桌，想起每次进货时磨破的手套，想起女儿小时候发烧，我抱着她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。也想起离婚以后，我独自签下店铺租约时，手一直在发抖。 我以前从来不把这些叫作能力。 我只觉得，那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。 可在米娜和阿里眼里，那个每天咬牙把生活继续下去的人，也许已经算得上很有耐心，很有本事。 第二天，我去了伊斯法罕。 客户安排我参观一家做传统瓷砖的小作坊。作坊不大，墙上挂着许多颜色鲜艳的图案，工人们坐在低矮的桌边，一块一块地描线、上色。 作坊主人叫侯赛因，六十岁左右。他知道我来自中国后，没有先问我做什么生意，而是把我带到后院，指着一排没有完成的瓷砖说：“这是给一座老房子修复用的，已经做了八个月，还没有结束。” 我有些惊讶：“为什么这么慢？” 侯赛因用手指轻轻摸过一块半成品：“因为不能急。颜色错一点，整面墙都会变。” 我问：“你们不会觉得辛苦吗？” 他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当然辛苦。可有些事情，本来就要慢慢做好。”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店。 开店最初那几年，我也认真挑过每一只杯子，记过每个客户的喜好，甚至会为了一只边缘有细小瑕疵的碗，和供货商争上半天。 后来生意不好，我开始只看价格，只看销量，只想赶紧把货卖出去。再后来，前夫说我没出息，说我守着一个小店，永远不可能过上像样的生活。 我竟然信了。 我把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，都看成没办法之后的凑合。 侯赛因问我：“你在中国做什么？” 我说：“开一家小店。” 他点点头：“那你也是做东西的人。” “我不做陶器。” “你让东西找到需要它的人，也是在做事。” 他说得很平静，我却忽然鼻子发酸。 当天晚上，我住在一户伊朗人家